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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缅战争给大清朝带来了什么？
乾隆帝弘历晚年道:“五十多年八桩战事，独征缅不算成功。”虽然将之列入了自己的“十全武功”之内，但是乾隆皇帝也明白，清朝与缅甸进行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不是胜利。
对于清朝来说，国力鼎盛却被缅甸弄得焦头烂额，最终也没能取胜；对于缅甸来说，虽然没败也没胜利，却元气大伤，在东南亚树立的霸权地位被摧毁。
缅甸贡榜王朝时代国力鼎盛，大规模入侵东部的暹罗之后，其势力几乎占据了当时整个中南半岛的中西部地区。而所谓巴蛇吞象贪心不足，缅甸入侵云南地区，强迫清朝境内的诸多西南土司称臣纳贡。
本来，清朝忙着对准噶尔的战争没空理睬缅甸，而云贵地方也对缅甸***取“绥靖”，使得缅甸之侵愈演愈烈。
平定准噶尔以后，乾隆皇帝开始对缅甸下手。可是，弘历太低估了这个“南荒小夷”的战斗力——原本以为很快就能够结束的战争，进行了七年之久，清朝这个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封建帝国，硬是被拖进泥潭不能抽身，连乾隆帝派去的宠臣傅恒也认为攻打缅甸没有胜算。
双方僵持不下，而刚好缅甸内乱，向清朝议和，清朝也就坡下驴同意了和谈，才结束了战争。
这场持续多年的战争，给清朝缅甸带来的实际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于清朝来说，七年的征缅，国库直接损耗就超过900万两白银，损失大量精锐，本来就被乾隆皇帝折腾差不多的清朝江山，更加雪上加霜。
而且，“清缅战争”也是清朝走向衰落的标志——清廷在战争中明明见到了火器的惊人威力，却仍旧认为“满洲以骑射为本”，拒绝甚至禁止加以发展，以至于后世的报应。
不过，清朝没想到的是，与缅甸一战使得本来被缅甸灭掉的暹罗，重新复国，整个东南亚的形势发生了逆转。
1381年7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和沐英远征云南，并在继承延续元朝在西南地区的疆域基础上设立了车里宣慰使司、缅甸宣慰使司等六大宣慰司，也就是说缅甸曾是明朝控制的领土之一，1531年缅甸宣慰使司土官莽瑞体建立东吁王朝，以此为标志缅甸结束明朝统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1762年冬季，缅甸贡榜王朝不断入侵清朝云南境内，大肆掠夺清朝的财富和粮食。乾隆皇帝对于缅甸的国内形势一无所知，认为缅甸不足为虑，传令让云贵总督刘藻出兵消灭缅甸，刘藻只是一介文人，对缅军打了就跑的游击策略无能为力、屡战屡败，而且谎报军情，最终被乾隆治罪，自刎而死。
乾隆派杨应琚出征，等杨到前线时，缅军已经主动撤退，杨应琚吃饭了撑的向缅甸下战书，缅甸举国应战，清军迅速溃败，但杨应琚却向乾隆帝报告杀敌数万，乾隆掌握实情后直接让杨应琚***谢罪。
乾陵真接派小舅子明瑞孤军深入缅境两千多公里，但尚未开战，三万士兵由于疾病瘴气，死亡过半，明瑞不久也病亡。
1769年，乾隆皇帝派遣傅恒、阿桂率领3万清军再次进攻缅甸，清军的主力一直推进到缅甸中北部，缅甸北部丛林密布，地势险要，地形复杂，不便运送粮草缁重，况且清军因为远道而来，将帅水土不服，主帅傅恒和几个高级将领也相继染病，士兵减员严重；缅军虽火器优良，但国小财弱，缅军亦遭到严重损失，缅邦百姓受战火荼毒七年，清缅双方的前敌将领遂各自瞒着自己的君主商议停战。
条约签订后，气得缅甸国王亲手撕掉条约，并处罚前敌将领及其家属在殿外跪了三天三夜，可见缅王认为这是屈辱的城下之盟。
清缅战争中，清朝耗费了白银约一千万两、折损将士无数，其中不乏有名臣猛将，多位封疆大吏直接或者间接地因为这次战争而去世。
当时作战人员曾经向乾隆建议向西方进购***，雇佣西方军事技术人员，增强自身国力。但乾隆满足于在名义上迫使缅甸称臣的虚名，又受制于“骑射为本”祖训，认为如此行径会让本来就依赖火炮的八旗军，更加进一步的“颓废”。这件事情因此作罢，为后来清朝被欺负埋下伏笔。
清缅战争历时七年，清朝虽然取得了缅甸名义上的臣服，可是并没有真正征服缅甸，双方均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单从军事上看是清朝败了，“五十多年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这是好大喜功乾隆皇帝的原话。
从乾隆初年开始，一直到乾隆三十年，清朝的对缅政策基本上可以用“安边保疆”来概括。随着缅军侵扰的频率和规模逐步扩大，安边保疆的政策难以维持。到乾隆二十年，清缅战争爆发，安边保疆的政策终结。
但是，他对贸易手段的驾驭与传统的“怀柔远人”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贸易手段绝不是为了追求“梯航来贡”的局面，而是为了达到一个贸易之外的非常具体的目的，比较而言，它更像是近代以后的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
首先是因为缅甸不断的请求重开贸易，几乎每次和清朝交涉都会提到贸易的问题，乾隆帝据此判断贸易问题是缅甸最关心的问题，可以利用它来牵制缅甸。但是乾隆帝没有想到，开放贸易在缅甸国王看来也是按照老官屯协议的内容正要求清朝正常履约而已，因为参加谈判的缅军向国王作了不实的汇报，将开放贸易作为老官屯协议内容之一。所以开通贸易对于缅甸的意义很可能并不像乾隆帝判断的那样重要。
其次是边吏的报告，但是边吏询问的是缅北地区的民人，缅北地区对滇缅贸易的依赖比其它地区要大得多，所以缅北地区的民人供称“日用无资”并不代表整个缅甸的生活受到了影响。事实上，下缅甸的海路贸易量比滇缅贸易量要大得多，海路贸易才是缅甸对外贸易的支柱。况且，还不排除边吏粉饰欺瞒的可能。所以，乾隆帝根据不确实的，至少是不充分的信息，坚持使用贸易的手段来推行这个阶段的对缅政策，高估了贸易手段的效用。
缅甸最后的进表纳贡，交换兵民，更加强化了乾隆帝的贸易手段的信心。在他看来，是贸易手段达到了迫使缅甸履约的目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缅甸在乾隆四十三年政局发生了变动，孟云成为缅甸国王。由于遏罗在华人郑信的领导下复国并得到清朝册封，孟云为了避免和两个强邻交恶，改变了对华政策。
乾隆帝对贸易手段的使用和认识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贸易成为教化、武力之外的第三种驭夷之法，随着十全武功的描述和祖宗定制沉淀下来，影响乾隆帝之后的君主对涉外事务的处理。
直到***战争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这种贸易制衡的影子。
除此以外，这个时期对缅政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即清朝对缅甸的不信任。“缅夷生性狡诈，反复无常”的观感是在清缅战争之后形成的。
明代的时候，对缅甸并没有恶感，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写道“原夫夷人之性，不甚凶残夷人之情，无大奸诡夷人之心，颇知忠顺。可以诚感，不可以威劫。古人治夷，以攻心为策，诚哉是言也。”。清朝立国之初，缅甸缚献明永历皇帝朱由榔，所以清人对缅甸的观感亦不坏。甚至乾隆帝也曾经对缅甸有很好的评价“我朝定鼎之初，即能擒送朱由榔，倾心孝顺。”清缅战争中，对缅观感开始恶化，但是并没有固定的评价。战争结束后，由于清朝的对缅政策按老官电协议展开的，而双方又存在很大分歧，清朝即认定缅甸负教爽约，反复无常。对缅的恶感也逐渐凝固成一种不信任。这对后世的清缅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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